2022年9月29日，湖南醴陵市王仙镇，在国道指挥交通的汤其雪。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相关报道详见：《失去两名学生后，一位小学老师到国道执勤16年》

跟在退休小学老师汤其雪身后漫步，很容易收获这样一种认知，旁人亲密无间的问候统统归属汤老师，面对陌生的赞美，我的角色更像是一位不知所措的秘书。

还好，适应来自王仙镇居民的赞美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度因为能跟在汤其雪的身后，而不是作为一个记录者而倍感自豪。

赞美不仅仅会影响采访时的心情，太多的赞美更容易让写作者失去方向，陷入另一种空洞之中。比如，一种最让人困扰的情况是，所有围绕主角的采访对象，只会一个劲儿地夸某人是好人，但说不出某种细微的“好”，更无法表达一个多面的、立体的好人。

在这种时候，采访往往陷入停滞，我只能尝试用尽各种手段，搜刮所有和汤其雪有关的事情。可惜这些故事极其相似，且情节简单。在和他曾经的同事朱群英聊了两个小时之后，这位刚刚成为一所小学校长的女性抱歉地说，“这是我能想到所有和汤老师有关的事情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事实上，编辑早早就希望这篇报道能挖掘出人与环境的关系，确切地说，在湖南这个盛产瓷器的小镇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乡土社会，能让一位小学老师坚持义务护学16年。只是，刚开始时，我固执地认为，这样的切入点过于地理决定论。

我试图与汤其雪的妻子、女儿展开触及心灵的聊天，但那位妻子的天赋或许更多在辣椒炒肉和豆腐鲫鱼汤上。不会普通话的她，能听懂我的每一个问题，但我却无法搞懂她说的音节是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女儿比母亲更加内敛，只会默默地微笑。对于家里人的采访，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如何把鲫鱼汤煮得又白又鲜。

如果说有一种并非空洞的东西，那些在大街上与汤其雪握手的人，他们的赞美是真实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疑惑确实值得追问，一位小学老师，仅仅因为他做了好事，为何就能成为一位受人敬重的乡贤？

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学者曾将乡贤与官僚身份捆绑在一起。有趣的是，汤其雪并非官员，甚至细细深究的话，起初，心血来潮的他在国道上行使的那种微小的权力，或许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来源。

教育学，尤其是关注乡村教育的研究，往往会延续陶行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述，认为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乡村教师作为乡贤的角色也在变化。如果视角继续聚焦到一个现代的中国乡村，那么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在重拾另一种身份，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员。

仅就我的生活经历而言，首先，能一直做一个好人就不太容易。在一个遭遇现代性冲击的社会中，“好人”总会被不断地审视，并常常招致非议。另外，成为“好人”后，还收获到居民的尊重，并被赋予了去处理家长里短的权威，这一点更不容易。

正如此前的稿子中所表达的，之所以大家都对汤其雪敬佩有加，一个主要原因是，汤其雪的本质还是一位老师。他更看重教化，而不贪图在指挥交通的权力感，他可以拍照记录，让交警队处罚某个不听劝阻的车辆，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16年间，他会对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行人大发雷霆，但却没有处罚过任何一个人。

在采访中，我曾提问，小镇居民的正反馈与坚持16年护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汤其雪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这或许是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答案。在一个遭遇现代性冲击的乡土社会，人们也需要一位道德榜样，用以追忆某种古老，但渐渐消逝的理想生活，并唤醒每个人守卫这种生活的使命感。几天前，汤其雪告诉我，10月中旬，当地已经成立了一支“汤其雪义务护学队”，有两百多位家长报名，想要接自己的班。

说实话，任何一位好人，在这样一个和谐的小镇里，都有信心把自己真正想坚持的事情，一直做下去。就拿我来说吧，在陪同汤其雪到小镇歌厅时，在众人高昂的情绪中，我也将恐惧和内敛抛在脑后，唱起了长期在听歌软件中重复播放的歌曲。在汤其雪的号召下，歌厅里的小镇居民给我送上的花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唱歌水准。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