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造访过柳鸣九家中的人，都会留下两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个是小，他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仅有三十多平方米；另一个印象是两只书柜，两只靠墙的黄色书柜里，满满装着的几乎全是他一个人或写或编或译的书。

有一年，一位热爱法语文学的热心读者请柳鸣九为其藏书签名。这位读者开车装了几大箱书，搬到他们约见的饭店。柳鸣九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签完，书一本一本靠墙码起来，比柳鸣九还高出二三十厘米。

柳鸣九的勤奋，可见一斑。

到了人生最后几年，麻烦的疾病不断找上他，帕金森和数次中风让他难以继续伏案写作。但他依然靠着口述，不断出版自述和回忆录性质的书。

2022年12月15日凌晨，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国文学研究会原会长柳鸣九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他留下的两只书柜，装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国文学进入中国的足迹，也装着这个以“成果至上主义”为信条的学者半生的浩瀚成果。

（资料图片）柳鸣九。

“揭竿而起”的胆识

与人们对其“翻译家”的印象略有出入，翻译只是柳鸣九的“副业”，他戏称自己为翻译“票友”，主业则是法语文学研究和主编。

柳鸣九译作近百万字，但听到别人称自己是翻译家，他总感觉别扭和难为情。他在翻译中投入的时间不多，而且主题分散，并没有专攻的作家。他晚年曾自我总结道，能够勉强构成四五个“点”的，只有雨果、都德、梅里美、莫泊桑与加缪，雨果只译过一本文艺评论集，其余四人也只是各译了一两个小说集。

他翻译的唯一一本加缪作品，是名作《局外人》。这本书也是他经过一番犹疑之后才动手翻译的，当时他主编《加缪全集》，组织一批人翻译，自己也承担了这一本。

柳鸣九的文学翻译最初从都德起步。上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西语系同学到三年级就开始抱一部名著的原文去啃，他选的作品是都德的小说《磨坊文札》。之所以选都德，是因为都德文风平和自然、不事张扬，“在听多了高亢、强买强卖的噪音之后，这不啻一块使人精神得到些许宁静的绿洲。”三年级课余时间，他开始翻译都德的一些短篇作品。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后来转入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社科院外文所前身），直至退休，毕生精力投入法国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80年代与柳鸣九相识，随后保持终生交往，并多有合作。在余中先眼里，柳鸣九不仅能力出众，而且胆识过人。

胆大的例子能举出不少。比如，柳鸣九曾经主编过一套《撒旦文丛》，撒旦在西方是魔鬼的别称，名字就很离经叛道。文丛收录了十一本法国情色小说，都是出自都德、萨德、左拉等文学大家之手。柳鸣九觉得这些小说也是法国文学风景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学大家写的，必然有其价值，应该介绍到国内。

出版于21世纪初的《撒旦文丛》，只能算是出版行为上的一次破格之举。而柳鸣九真正为人所敬重的胆识之举，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直接将矛头指向为文艺领域投下阴影的“日丹诺夫主义”。

日丹诺夫是苏联1934年至1948年间的高官，在文艺方面，他彻底否定20世纪西方的文学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待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问题上，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工作，一直受日丹诺夫论断的控制。

“只要日丹诺夫论断之剑仍然高悬，我就会丧失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空间，眼睁睁望着20世纪这一大片高远深邃的蓝天而不敢飞近。”柳鸣九后来回忆说。1978年，改革的空气在各领域蔓延，担任社科院外文所法国、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的柳鸣九受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激励，准备对日丹诺夫主义“揭竿而起”。

从1978年秋天到1979年，柳鸣九连续向日丹诺夫主义发出了三次冲击。1978年10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受冯至等领导点名，对20世纪西方文学重新评价问题已经做了些研究的柳鸣九，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随后，长达六万字的报告全文以《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名在《外国文学研究》连载。1979年，他通过《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组织的“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系列笔谈也陆续刊发。

这些发言和笔谈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日丹诺夫主义影响，为西方现当代文学鸣不平、讲公道话。

柳鸣九高调的表态很快引来了批判之声。但经历过暴风骤雨的柳鸣九没有被吓垮，反而打定了一个主意：进一步以过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诺夫的影响，那就是创办“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嘴上已经呼吁过了，现在他打算直接上手，亲手将法国20世纪当代文学引入中国，给大家看看，再做评价。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当头炮，就是影响深远的《萨特研究》。1981年，柳鸣九在法国作学术访问，亲自向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介绍了丛刊的设想，波伏娃对他从萨特入手感到很高兴，也十分认同。这本书点燃了80年代国内的存在主义热，也让柳鸣九获得了“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称号。

而1981年《萨特研究》出版后，同样也没逃过批判。但此时，柳鸣九更有底气了，在批判声中，他拍了张照片，坐在书柜前椅子上，手捧《萨特研究》，特意将书名亮出来。

“我也确信，自己较好地完成了对一个大哲人、大作家做鉴评、解析、展现与引进的全过程，使得萨特在精神文化上公开进入中国，这在中国无疑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事情。”他后来颇为得意地回忆道，自己“为萨特办了文化入境签证”。

《萨特研究》销售大热，成为震动一时的文化现象，萨特由此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蔚然成风。《世界文学》主编高兴曾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80年代上大学时读到萨特，“我们原来接受的是一种单一的教育，突然发现原来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世界、看待人际关系，这种新鲜感特别吸引人。我们原来是可以通过这种主义或那种主义，完全采取不同的视角打量世界和看待人类。”后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也翻译进来，“各种哲学小组、文学小组都要一段一段研讨、精读，甚至让我想起教徒读《圣经》。”

柳鸣九翻译的唯一一本加缪作品《局外人》。

为法国文学登高一呼

1985年，柳鸣九启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法国文学引进计划：《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到1997年，历时十二年出了十卷，每卷七本，一共七十本，很多法国作家正因为被该丛书收录，才第一次被中国人知晓。

柳鸣九不辞辛劳，为每一本书都单独撰写序言，一共写了七十篇，近五十万字，向读者全面推荐法国当代文学。见识之广、笔力之深，令人惊叹。

“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每一步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柳鸣九曾回忆道。每一篇序，他都尽力做到言之有物、有真知灼见、诠释深度和鉴赏情趣，而不是学究式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序，或者开列作者生平的词条式的序。

70年代末，国门甫开，外国文学翻译开始“补课”。由于中外隔绝数十年，中国对于20世纪西方文学是隔膜的。《变形记》等早已成为经典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作品，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翻译进来，经由《世界文学》等杂志影响到国内。几十年里，中国人能看到的外国文学，除了苏俄文学，就是20世纪以前的西方经典。

彼时，20世纪文学的翻译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文学翻译中最热门的是英语和俄语文学，因为会的人多。但由于柳鸣九登高一呼、广泛发动，法国文学当时也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在余中先看来，与其呕心沥血领衔撰写的三卷《法国文学史》相比，《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或许是柳鸣九更为重要的贡献。

“他是领军人物，他手一伸，大家都一呼百应。”余中先说，“大家也有心思的，要把更多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介绍进来，包括新小说、荒诞派等等。我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基本上也是学的柳先生。”余中先的翻译生涯中，很少译19世纪以前的作品，而是将精力放在前人做得不多的作家身上，填补空白。

柳鸣九对法国当代文学的全景式扫描，练就了他独到的眼光。90年代，他主编“新寓言派作家选读”，亲自选了三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众所周知，后来勒·克莱齐奥与莫里亚诺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1世纪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多年评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委会中便有吴岳添、余中先等受惠于柳鸣九的后辈，在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获诺奖之前，他们也获得了中国人评选的这个奖项，勒·克莱齐奥亲自来到北京领奖，莫迪亚诺则写了一封致谢信。中国法语文学界对他们的长期关注，始于柳鸣九。

如今已被广泛认可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名著《茫茫黑夜漫游》，最早的推荐文章便是由柳鸣九写于1987年，称其为流浪体小说的杰作。改革开放后对纪德的重新发现中，柳鸣九也曾起到过推动作用，他对其《背德者》和《窄门》两部小说做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之外，柳鸣九还主持编纂了“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思想者自述文丛”“本色文丛”等书系，其中不少书系均为数百万字之巨。

柳鸣九以主编作为自己荣耀的身份，退休后，仍然持续帮出版社主编各种丛书。每过几年，法语文学界的晚辈就会接到他的电话，让他们去他家拿书，每次扛回来的都是十几本一套的庞然大物。

“小小西西弗斯”

柳鸣九性格直率诚恳，在他写下的大量有关自己的文章中，并不掩饰自己的一些私心。他曾坦诚地说，自己一生颇有点好名，但“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他开玩笑说，或许是跟名字有关，这个取自“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名字，过于张扬了。

70年代末向日丹诺夫主义开炮，并且组织重新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他回想起来，承认其中也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动机与“自行其是”的痛快。

他晚年仍孜孜不倦著书编书，除了勤奋所致，也有现实原因，他想要趁着还能干活，多赚些稿费。他的儿子在37岁那年于美国英年早逝，留下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为了给孙女多留些上大学的经费，他直到耄耋之年仍不愿休息。

老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他曾经克制而琐碎地回忆儿子短暂的一生，说他热爱生活、爱电影、爱看书、爱看报、喜欢驾车在公路疾驶……他也爱妻儿，留下来的财产，保证她们能过上不愁温饱、安定小康的生活。他还以自己的部分财产与亲友的支持，在他毕业的大学里设置了一项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虽然规模不大，但可以每年资助一个贫寒学子的学费与生活费。“活得长久的人像是高高的一支蜡烛，而我可怜的儿子，他的蜡烛很短，可是他燃得那么明亮。”

他的回忆点到为止，将丧子之痛隐藏得很深。直到有一次和小孙女通电话，孙女直白地说道：“你最爱的是我爸爸。”这句话让他“内心不禁一揪”，深藏的哀伤被不经意地触碰到了。

丧子也让他痛感人的易损和速朽。年轻时，他满心赞同人类是宇宙精华、万物灵长，到了晚年，他更相信人就是一根脆弱的芦苇。

这时他想到加缪《西西弗斯神话》里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但加缪说，西西弗斯并非不幸，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体验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这足以充实人心。

“我没有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种悲壮与坚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是一个‘小小西西弗斯’。”柳鸣九写道，他毕生推动的，是文学史研究、理论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三块巨石。

余中先回忆起他一生的事业，感慨地说：“我希望借怀念柳先生，寄希望于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多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实事。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像柳先生这样的人，既有学问又有胆量，真正做一些有用的事。”

柳鸣九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让他满意的也是那些实绩：“我并不想在严肃理论与学术术语所织成的意识形态帷幕后面，在富有诗意的文化面纱后面若隐若现；我也不想在我那些人文书架的旁边，借文化的光彩映照我自己；我更没有华美的冠戴来标示自我，我只能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赤着膊臂面世。”

参考资料：《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柳鸣九自述，刘玉杰整理），《柳鸣九散文随笔手迹》（柳鸣九著），《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陈建华主编）。

记者：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