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022年9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趋势。

除了老龄人口占比高外，老龄化速度快是另一个特征。截至2021年，中国老年人口达2.67亿。据官方机构测算，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预计突破4亿；到本世纪中叶，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87亿，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将相继达到峰值。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写入十四五规划。人口老龄化是危机还是转机？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中国该如何应对？

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邀请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专家、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胡澎共同探讨。

党俊武 （受访者供图/图）

刘晓春 （受访者供图/图）

胡澎 （受访者供图/图）

全球性发展趋势

南方周末：“老龄化”是危机吗？

刘晓春：老龄化当然是危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一个新问题，不仅在经济领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过去农业社会，人们进入生产队伍和退出劳动行列是渐变的过程，而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学生毕业后转变为工薪阶层，然后退休，人生不同阶段之间是突变。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赡养负担加剧。

但老龄化危机，可能与一般的危机不同。问题解决了，一般危机就过去了。可只要今后不是因为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等对人类造成大面积损害，65岁以上人口占人类比例在25%—30%之间可能就是常态，老龄化这个词都不需要了，当然也无所谓危机。所以，人类不仅需要解决养老的资金问题，更要形成新的生存方式。

党俊武：人口老龄化可以视作人类进步的象征，也是年轻社会转向老龄社会的标志，这一转变本质上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相似。如果能主动顺应转变，危机也孕育着新的机遇。

我们原来的供给体系主要是适应年轻社会来设计的，当老龄社会快速来临，新的消费结构急剧形成，继续沿用旧的供给体系，必然会面临许多问题，这也是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重要底层原因。

老龄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平均寿命变长，中国人追求“长寿梦想”在今天已不难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更高层次的长寿。实际上，人人期望长寿的背后是一揽子的新需求体系，也是人们对生命质量更高层次、更加多元的新诉求，自然会带动产业全面深入变革。

南方周末：“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背后，谁需要承受转变的代价或压力？

党俊武：退休老人多了，年轻人肯定需要承担养老压力，但只考虑到这一层并不全面。实际上，社会全体都在承受着老龄化社会的代价和压力。未来只依靠年轻人养老已成难题，老年人退休后，同样也需要力所能及继续参与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年轻社会下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调整。德国最早建立退休养老社会保障，就是考虑到年轻人多，要为年轻人腾出工作岗位，为高龄劳动者退出劳动行列提供保障制度。

实际上，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框架下，中国正在做出调整，如延迟退休、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等。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尚未出现劳动力规模性短缺特征。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美国总人口的三倍，这就涉及就业市场和退休市场两大人群如何协调的突出问题。目前，中国的养老压力比就业压力相对较小，在老龄化社会初期阶段，仍要更关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刘晓春：这个代价还不仅是“筹钱”的问题，现在谈到应对老龄化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养老钱从哪来，思考如何“老有所养”。

实际上，“被养”的人也在承受着压力。目前进入退休阶段的这一代人大多出生于1960年代，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波“婴儿潮”，已经退休的都是生于1950年代前的人。这两代大多还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与上一代共同生活，赡养孝敬老人。但他们的子女跟随人口流动的轨迹，流向大城市，甚至定居海外，过着小家庭生活。即使是“60后”，许多也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与孝顺与否无关，是现代生活的现实，传统的“养儿防老”在现代社会家庭模式下已难起作用。

人口红利消失？

南方周末：老龄化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

刘晓春：这种说法过于简单，认为年轻人多就有“人口红利”。经济增加与人口结构有关，但更重要是经济体制带来的红利。

历史上，年轻人口占比最多的时候，并不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差不多，他们年轻人很多，但总体上这几十年来，印度发展不如中国。所以说，人多不意味有增长，年轻人多不等于能增长，只能说有增长的动力。

不同人口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供需关系，老龄人口也有需求，比如在旅游、餐饮、服务业等方面。但是由于老龄人口是在不创造收入前提下的需求，收入来源于社会养老和子女赡养，甚至有的还要补贴给下一代，这批人口对经济的拉动能力相对较弱。

胡澎：我认为两者关系还是很密切，且有数据支撑。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其经济走势基本同步。我曾看到一个统计，1970年代日本企业经理人35岁以下占32%，199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16%。还有一个调查显示，2021年日本公司总经理平均年龄为60岁，这是他们自1990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特别是日本秋田县，公司总经理平均年龄高达62岁，这是日本老龄化较严重的一个县。

我的一位日本友人说，中国新兴企业的创始人大都很年轻，二三十岁就成为董事长，令人羡慕。我们也看到，近些年一些大家熟悉的老牌日企效益不太好甚至倒闭，这跟企业失去创新和进取精神，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有一定关系。

南方周末：开放生育或者鼓励生育是恢复“人口红利”的好办法吗？

党俊武：尽管我强调老龄化本身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社会过度老龄化，那必然是巨大危机，关乎民族和国家兴衰。年轻人单身、高离婚率等问题提醒我们，发展经济不能只强调产值利润，而忽视年轻人的家庭与生育问题。

中国人讲的经济是“经世济民”，财富增长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生育友好型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刘晓春：人类发展本身不是线性的。马尔萨斯理论指出，在传统狩猎社会、农业社会中，人口结构会根据物质供应和技术进步来调节，瘟疫、战争、自然灾害都是自然调节的方式。这意味着，人口出生率和总人口数会有自然波动，以保持物质供应与人类需求之间的总体平衡。

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物质制约基本上解决，理论上这个地球可以养育更多的人。但前面讲了，“人口红利”不仅仅是年轻人多就有的，人类也不可能靠无限制增加人口来实现永续的经济增长。老龄化或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降低，或许是应对人类科技发展、医疗技术发展的自然调节。也就是说，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年龄结构就应该发生变化。

胡澎：目前中国低生育率情况已经很严峻，开放生育或出台适当政策鼓励生育是必然选择。生育友好型政策能释放生育意愿，原本有想法生育一个孩子的，有了政策鼓励会愿意生二胎、三胎，比如税收减免、改革住房市场、增加托幼服务供给。

现在日本年轻人不结婚、不恋爱的比例在增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结婚、教育成本增高，另一方面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大量雇用临时工、小时工、派遣社员等非正规就业劳动者。非正式员工工资低，既没有奖金、津贴等福利，也缺乏职业上升空间。这批人在婚姻市场缺乏竞争力，一些人干脆放弃了结婚、生子，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更自由轻松。

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仍能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有很多原因。其中，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制度以及企业工会被誉为日本企业“三大法宝”，起到了很大作用。员工对企业尽忠，企业对员工也提供各种福利甚至住房。日本的“团地”类似我们的经济适用房，如果夫妻收入低还可以申请租金低廉的市营住宅，类似中国的保障房。日本20世纪60年代初期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为工薪阶层提供了生活上的保障。

新的增长动力

南方周末：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经济结构将发生哪些变化？新的增长动力在哪？

党俊武：从年轻社会迈入老龄社会，最大的冲击在于需求的转变，给供给及其体系带来的冲击将会愈演愈烈。

需求转变首先体现在消费结构的转变，亿级数量的老年人带来庞大的需求变化；其次是消费层次由物质需求转向非物质需求，包括精神文化需求；再次是需求安排的改变，人们不能只顾眼前，更要为下半段长寿生命做准备。对应的，市场不只是集中于“即时经济”，为未来谋划的“准备经济”、让余钱保值增值的“投资经济”以及存款放置的“存放经济”都可能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形态。

我最近写的一本新书《老龄经济》中有这样一句话，老龄经济不仅是“银发经济”。“银发经济”指的是围绕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形态，而我所说的“老龄经济”则是老龄社会条件下的包括全生命阶段连续性需求链条的新经济形态。

简单来说，年轻人过去常把钱投入到即时消费领域，而在老龄时代，老人为自己花钱，年轻人也要开始为老年期做准备，甚至需要从出生就开始准备。

老人的消费需求是长期被忽视的，很多长辈的钱最后也成为子孙的，很多子女面临的压力是一家三代人一起扛。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因，我希望的是老年人能在退休后有正规的途径让资产保值升值，有条件适当增加个人收入，同时要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眼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先要让年轻人有钱，当子孙有钱了，老人们自然就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

胡澎：日本二战结束后有两次婴儿潮。第一次是1947年到1949年，迎来第一次生育高峰，累计出生婴儿将近800万，这批人被称为“团块世代”。

这拨人在六七十年代正值青壮年，为日本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日本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大量刚毕业的年轻学生为企业提供了充足劳动力。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这拨青年人带来的“人口红利”有密切关系。

第二次是1971年到1974年，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00万。此后出生率开始下降。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产业升级，高端制造领域发展较快，服务业、金融业、商业均得到较快发展。

1990年代以后，日本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如今，日本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4岁。日本的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日本老龄化率到2065年将达到38.4%，意味着2.6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劳动力下降，即人口红利消失，生产力效率将会随之下降。适龄劳动力供给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发展，像建筑业、制造业和养老服务等行业，人手不足现象都特别严重。

21世纪以来，日本一些老牌企业失去创新和进取精神，在国际市场失去了竞争力。软件和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落后于美国等创新型国家，有些领域已被中国企业超越。

日本经济下行固然有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发展缓慢、终身雇佣制度僵化等原因，但老龄化是不可否认的一大重要因素。

但日本老龄化严峻，并不意味着前途一片惨淡，科技能改变社会。

比如，日本逐渐出现很多开发居家智慧养老、电子宠物、护理机器人的企业，以应对养老护理工作人员的不足，也能减轻护理人员体力消耗，改善社会适老环境。当下，中日两国在智慧养老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这些都是能够有所突破的地方。

劳动将成为一种需求

南方周末：近来，中国提倡延迟退休或老龄人重返职场，这是有效的老龄化应对之策吗？

刘晓春：延迟退休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一个策略，这样可以解决养老金紧缺的问题。但又会碰上新的矛盾，目前有些创新企业已经不招35岁以上的应聘者。或许可以考虑建立为低龄老年人就业的产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发生在中国，很多刚进入退休行列的人，他们还要赡养他们的上一代，正在工作的壮年一代要支持两代老人的养老。

从政府到整个社会都要考虑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机制或者社会分工，如何引导市场能够容纳这样一部分退休后无处安放的老年人，退休老人能重新获得劳动机会能“自食其力”，让他们重新获得新的社会角色。

尤其是60岁到75岁年龄段的低龄老人，他们还有旺盛精力和高涨的工作热情，应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非消耗社会资源的人。同时，保持心情健康和身体健康，也能减轻医疗保障的压力。

党俊武：年轻人负担着养育后代、奉养双亲的重担。如果说年轻人是拉车的，老人和小孩都是坐车的人，拉车的人越来越少，但坐车的人越来越多，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就是在增加小孩的同时减少坐车的老年人，不想坐车或者还能走的老年人可以下车步行。

中国老年人口总量目前在2.67亿，其中低龄健康老人占到六成，如果算上50岁和55岁退休的人群，数量会更大，这群人完全能够参与社会劳动。未来，老年人再重返职场，这不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将成为一种需求，既可以融入社会，又可以实现个人价值。

胡澎：日本当今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为此，日本近年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和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日本鼓励企业继续雇用超过65岁的员工，并给予一定奖励。延迟退休也能相应多领取养老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老年人工作的现象很普遍。

2022年9月“敬老日”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人有25.1%依然在工作。65—69岁的老人中工作比例高达50.3%。日本老年人的就业人数在去年达到909万人，再创新高，已连续18年呈增长态势。

延迟退休并非原岗留用，而是转岗到一些较为简单、轻松的部门，进行辅助性工作或简单劳动，收入较过去会有所降低。在日本，鼓励年轻人就业与老年人再就业并不矛盾，两个群体能胜任的工作性质有差异。

日本前几年开始慢慢放开特定领域的外国人签证，以此缓解本国劳动力不足问题。另外，鼓励女性、残疾人都出来工作，发挥作用，找到人生的价值，以实现全民参与的社会。

南方周末：国外还有哪些成熟经验可借鉴？

胡澎：日本的老龄化应对策略分为两部分，针对健康老年人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老年人对社会贡献，各地都有公共职业介绍所，帮助退休后仍有意愿的老年人再就业。日本还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承担主体作用，很多参与者、推动者都是健康老年人。

对于需要照料的老人，出台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权益，比如2000年实施的护理保险制度，极大缓解了家庭成员护理老人沉重的经济负担。日本还有针对老年人的上门服务、日间照护、小规模多功能养老护理服务、地域综合照料体、医养结合、针对认知症老年人的集体之家等老年护理服务，体系较为完备，种类也十分丰富。针对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城市，政府着力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例如，方便老龄人交通出行、购物、就医。

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已对日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对此，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安倍政府曾希望将总和生育率提高至1.8，但低生育率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可以说，日本应对少子化问题上有着很多失败教训。一是在低生育率降至无法挽回时才开始寻求对策；二是奖励生育，但忽视了年轻一代婚恋观和生育观的变化；三是有些少子化对策未落到实处；四是社会环境不利于女性安心生育和养育孩子。日本少子化政策失灵证明，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但生育率一旦降低后再想提上去则困难重重。

近年来，日本有部分城市积极探讨促进双职工夫妻工作和育儿兼顾，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效果良好。比如在城市车站附近修建保育园、幼儿园，职场妈妈上班前将孩子放到幼儿园后，再搭乘电车前往工作单位；一些企业允许育儿期女职工弹性工作；一些幼儿园延长保育时间；一些社区退休老人组成社区互助小组帮助看管放学后儿童等等。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