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普利策奖授予小说《内塔尼亚胡一家》，获奖评语为“一部尖酸辛辣的、语言敏捷熟悉的、关于美国犹太人生存境遇之多义性的历史小说，其呈现的论辩和紧凑情节一样动荡激烈。”
纽约，美国犹太人最多的一个州，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派犹太教堂，布朗克斯（Bronx）位于纽约北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鲁本·布鲁姆(Ruben Blum) 就出生于此。作为纽约科尔宾学院研究美国税史的历史学家，布鲁姆也是本校有史以来第一位犹太籍教职工。1960年，为了防止历史系囤积的资金被挪用和重新分配，系主任莫斯决定招人，并派给布鲁姆一个任务，即审核前来求职的一个布鲁姆的“自己人” —— 流亡的以色列学者本宗·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 。该学者专门研究中世纪伊比利亚犹太人历史。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个用学术来满足自己宗教爱好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到来，使布鲁姆开始经历一场思想观念和身份认同的对撞，并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
作者约书亚·科恩（1980- ）是犹太裔美国小说家，年轻时曾在东欧做过几年记者。2013年，约书亚·科恩被授予以色列“马塔内尔犹太作家奖”，2017年被评为“格兰塔最佳美国青年小说家”。继二十世纪的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约瑟夫·海勒、菲利浦·罗斯等人之后，科恩赫然名列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犹太小说作家群。
约书亚·科恩。
2021年，《内塔尼亚胡一家》在被十二家出版社拒绝之后，得遇纽约书评的青眼，并意外地获得2022年度普利策小说奖。“意外”是科恩自己说的，毕竟，很多时候政治正确这个词和保守、僵化、审查、矫枉过正和避重就轻、隔靴搔痒甚至糖衣炮弹联系到一起，被贴上这个评语属实不能引起骄傲。所以得知自己获奖，连作者自己都略感不安，不确定评审组在做决定的时候使用了何种政治机制。自己是掉进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政府的新反犹主义的陷阱，还是被解读为实际上曲线救国的义士之举，或婉转低唱美国的赞歌，或勇当巴以和平的大使，或暗讽唯恐天下不乱的政客呢？
撰文｜刘子君
难以启齿的记忆
普利策奖近年来的政治正确和奥斯卡的一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2021年的获奖作品《守夜人》取材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实行的印第安人终止政策（Indian determination policy），一桩强迫文化同化的旧案；2020年《尼克男孩》是一个亲历事件的非裔美国人和一段充满性侵、虐待、种族歧视的少年犯管教所的尘封过往之间的故事；2018年《莱斯》有关性取向和衰老，2019年《树语》讲述环境与人；2017年的获奖作品《地下铁道》的历史背景是南北战争和奴隶制；2016年的《同情者》纪念西贡陷落四十周年，有关越南战争在国际文学中的美国化问题。一个萝卜一个坑，什么样的书被评奖的概率更大，并不是让人绞尽脑汁的难题。
其实《内塔尼亚胡一家》的主题并不新颖，有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涉笔过的老生常谈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政治运动，甚至有人批评科恩为了迎合主流审美，仅仅是讨巧地发挥了主场优势，因为他本就处在一个自索尔·贝娄以来就形成的巨大的犹太美国文学传统中。而且小说叙述者布鲁姆的原型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象征：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浸淫西方正典的犹太裔美国精英知识分子。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
的确，这本书取材于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晚年向作者口述的与本宗·内塔尼亚胡一家相遇的往事。本宗的次子就是1996年以色列鸽派总理拉宾被刺杀后随即上任的本杰明（人称比比）。历史小说的魅力在于，它和公众耳熟能详的真实人物的经历有关，就不得不引人注意向现实生活，乃至目光投向遥远的约旦河和地中海，翻开或者复习厚重艰难的历史书，虽然《内塔尼亚胡一家》短到不足以充当强硬派总理本杰明及其祖上的心灵秘史，毕竟副标题也说了，这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历史上一个小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插曲”。而且这本来是虚构与现实难分彼此的小说。
虽说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并非就真的如此。要欣赏作者的妙语连珠，我们不得不对该家族乃至犹太人的大流散多做了解。比如小说借角色之口阐述了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学家内塔尼亚胡的部分观点，他最受争议的研究结果是，十五世纪西班牙领导人为了对付不听话的贵族、驱逐用财力支持后者的犹太人，便宣称犹太人的血统决定了他们即使皈依基督教也还是犹太人。所以中世纪裁判所秘而不宣的真正目的是遣返尽可能多的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原犹太教徒，因为统治者需要一个被仇恨的民族来当政治上的替罪羊。内塔尼亚胡所提出的纯正血统论是二十世纪种族理论的范例。修正派锡安主义者认为，只有拥有自己的国家和领土，犹太人才会免遭一直以来的外部势力的迫害，否则从罗马人到阿拉贡的斐迪南德二世到希特勒，迟早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尽管这个目标建立在血腥暴力的民族冲突之上。
从真实历史中生长出的纪实画风被诅咒的地球之脐
世界文明里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地球的肚脐眼（the navel of the earth），也就是人间的中心。对于肚脐眼在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希腊人说是圣殿德尔斐，印加人说是秘鲁的库斯科，拉帕努伊人的祖先说是复活节岛，佛经说是印度摩诃菩提寺的菩提树，亚伯拉罕三教说是在死海边上，具体来讲是巴勒斯坦地区锡安山耶路撒冷城圆顶大教堂中心的岩石，据说上帝在此创造了亚当。而内塔尼亚胡的全名大有来头，意译就是锡安之子。三个孩子的名字也取自摩西五经：乔纳森、本杰明、伊多，他们顽劣异常，粗野不堪。锡安之子携家带口，来布鲁姆家做客，就如脱缰的野马闯进手工玻璃制品作坊。
西奥多·赫茨尔，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上锡安主义的创始人。
内塔尼亚胡之父出生在靠近立陶宛边境的白俄克列沃(Krevo)，哥萨克人不断挑起冲突的1879年。他在著名的犹太学校接受拉比教育，从小便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而且是被追随者奉为更古老、纯洁，同时也更激进、极端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在这面镜子照耀下，以色列国父、帮助起草《以色列独立宣言》的本·古里安只能算马克思绥靖主义者，温顺懦弱，只知道发表激动人心然而无用的演讲，最后低声下气地求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老内塔尼亚胡一辈子都在世界各地奔波游说，筹集建国资金和武器装备。缺少父亲的陪伴，但深受父亲思想观念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所继承的犹太复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好似一个父性的梦，他仿佛要安顿下来，他要替自己，也替全犹太族，弥补父亲缺席的不完整童年，结果极端地走向与阿拉伯人势不两立的铁腕鹰派。与半生飘零如蓬转的内塔尼亚胡相比，布鲁姆是一只已经抛锚停岸的船，安居乐业于即使规模小小的纽约科尔宾文理学院。对于布鲁姆来说，内塔尼亚胡建国大业的蓝图，远不如他不断累积的高等学历和稳定的中产阶级白人生活触手可及，后者似乎说明，美国已完成了传说中应许之地的现实功能。当个人经验和民族想象冲突时，人就会被一种无法视而不见的撕裂感尾随。
正是内塔尼亚胡的到来，使布鲁姆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个在世俗和宗教之间、在不同的例外主义之间、在“能够选择”的美国条件和“只能被选择”的犹太条件之间来回拉扯的成长经历。布鲁姆是一大群生长在美国的自由派犹太知识分子的缩影。
小说开头就奠定了全书黑色幽默的基调。布鲁姆的父母是来自基辅的犹太移民。布鲁姆与妻女在一起生活，跟有色人种比起来，一家人一直受到另一种有色眼镜的注视，一种孕育着麻烦、黏着了好奇和偏见的另眼相看。刻板印象自然不会缺席，比如犹太人都是大胡子，都会鉴别宝石，布鲁姆闻此言之无奈仿佛中国男人听说自己留长辫和戴清朝的帽子。甚至“一辆车能装下多少犹太人”这样的地狱笑话他也不少听见，但是布鲁姆自嘲道，这没什么，毕竟历史上，“希腊人用脐带勒死了犹太新生儿；罗马人用热铁刷子和梳子剥犹太圣人的肉；宗教法庭用的是绞刑架和刑架；纳粹用的是毒气和火”，跟这些真实的伤害比起来，语言的攻击力不值一提。
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59年的秋天，恰逢美国从极度墨守成规的、繁荣和平的、白人基督教社会的50年代向叛逆动荡、文化多元的60年代过渡的时刻，在历史系主任办公室这个小小的空间内，充满了权力关系和身份政治悄无声息的紧张焦虑。犹太人美国化的悖论就是，在努力融入的过程中，你会显得更加像犹太人：主动、勤奋、谨慎，满是显而易见的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而没有这些气质的，是对面那个轻松愉快、自满又安于平庸的莫斯，一个典型的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淡然、平静、舒适、不受困扰。明明是上下级同事，交谈起来却有一种东道主和远客喝下午茶的感觉。
六日战争中的以色列士兵。
布鲁姆的家是另外一个见证“不同”的空间，则明显充满火药味。布鲁姆的乌克兰、俄国犹太裔父母和德国莱茵犹太裔岳父母之间在饮食、观念和品味之间处处存在世俗化差异。布鲁姆的父亲幼年目睹双亲被杀，大半辈子为生计疲于奔命，他和过着舒适安稳生活的、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孙女朱迪之间有一场关于公平的激烈争论。显然，即便是一家犹太人，出身、阶级、教育、经历、代际，无一不是生出分歧的温床，两个犹太人，三个观点，作者给我们安排了众口难调的好戏。语言之有趣，需读者亲临小说，此处不再多提。
本书在接近尾声时达到高潮。布鲁姆和妻子在雪地里边聊天边步行回家，妻子伊迪丝不想再谈犹太人而只想谈自己，当她心满意足地说自己没有任何执着信念地变老了，一进家门，女儿被玷污的遭遇立刻把她拉回现实，这似乎预示着她永不可能和犹太民族扯断联系、独善其身。布鲁姆在雪地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强奸犯乔纳森，可面对治安警长，最后布鲁姆也只能忙不迭地与内塔尼亚胡一家撇清关系，对“外人”说他们“是疯狂的土耳其人”。那一刻布鲁姆后知后觉地，像一只箭被射在了系主任莫斯说的“自己人”的靶子上，也证实了内塔尼亚胡之前的论断：“我知道当一个犹太人在非犹太人面前与另一个犹太人打交道时，他只能表现出最大的团结或最大的背叛。”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即，我们都是人，本质上没有区别。这似乎在回应作者前文提到过的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中所说的“微小差异自恋”（der Narzissmus der kleinen Differenzen）：出于对微小差异的极度敏感，拥有毗邻领土和亲密关系的族群特别容易发生摩擦。的确，在很多民族主义冲突中，最深的仇恨却表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差异不明显的人之间。其实，根据希伯来圣经，犹太人是亚伯拉罕嫡次子以撒的后裔，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庶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所以说起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仗属于相煎何太急。小说附录结尾的邮件中，和小说人物毫不相干的朱迪的“原型”年轻人（她只是Harold Bloom的一个也叫朱迪的亲戚）回信给作者说，不如关心关心环境污染和科技进步吧！你们悲悼的过去的黄金岁月既然导向了这样的现在，可见也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日子。或许可以理解为，朱迪代表了厌倦基于种族差异的战乱纷争的美国年轻人，她不但磨平犹太人之间的差异，还磨平全人类种族的差异，几乎体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大同的思想。这种观点当然有市场，但却因为太理想而没有出路，因为现实很严峻。
假想与历史交织的现实
小说表面在假想历史，其实更意在指涉当下。特朗普上台后，此前就已经开始的美国国内对全球化、大规模移民和经济不平等的普遍焦虑逐渐被安放到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上，反犹主义情绪作为其组成部分也顺势重新抬头。2021年，也就是该小说出版这一年，美国的反犹主义事件达到了惊人的2717起，比2020年增长了34%，是自有记录以来（197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5月，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哈马斯为期11天的冲突（伤亡三千多人）期间，反犹事件激增，作者生活的城市纽约就有207起。在美犹太人被极端分子无差别对待，当街殴打，要他们为几千英里外的犹太国家所做的事情集体负责。难怪《纽约时报》的犹太裔女记者塔菲（Taffy Brodesser-Akner）说，这是本每当以色列和加沙矛盾升级时，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也没几个人可以谈论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的书。
《内塔尼亚胡一家》没有着重涉及非犹太人针对犹太人的种种“外患”，而更是一本犹太人讨论犹太人的“内忧”小说，通过一桩内塔尼亚胡家族的往事挖掘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建国的渊源，可以说，科恩用历史、宗教、政治的复杂纠缠讽刺了当下部分人对种族问题反智般的极简化。当社会陷入危机，找边缘群体当替罪羊，发泄情绪，方便省事，但却愚蠢而危险，因为对一种不公正的宽容终会滋生更多的不公正，最后严重威胁到靠共同努力才维系起来的民主与自由，该现象不能不引起任何一个清醒的公民的担忧。
但小说的基调并不惨淡悲戚，而是充满黑色幽默。每一次观念和立场的碰撞都以笑话的方式呈现，或许作者想用自嘲消解严肃又荒诞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救于困惑和焦虑，但不管怎样，科恩为时局奉献的这本书，的确触到了犹太种族问题的关键部分，值得深思。
本文内容为独家原创。作者：刘子君；编辑：袁春希； 校对：贾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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