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有两位皇后，分别是昭慈孟皇后和昭怀刘皇后，因各自立后时的年号，又称元祐皇后和元符皇后。昭怀刘皇后立于元符二年（1099）九月，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逝，徽宗即位，册为元符皇后，崇宁二年（1103）二月，尊为皇太后，居崇恩宫，故称崇恩太后（以下称崇恩太后），政和三年（1113）二月九日，“后以不谨，无疾而崩”。
一
《宋史》及《宋会要辑稿》皆以崇恩太后寿及三十五岁，由此，崇恩太后约生于元丰元年（1078）。按照中国传统，哲宗死时虚岁仅二十二，她为哲宗生下一子二女，有臣僚言献愍太子茂“非后出”，“杀卓氏而夺之子”，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十九，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第689-690页）但无论如何，子女都在哲宗生前夭折，因此，崇恩太后年纪轻轻，便寡居深宫。
据《铁围山丛谈》，“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由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历诸嫔御阁又南，直崇恩太后宫而出。殆晓觉之，有司罔测。……‘是夕，仪鸾司独单和者逃。’……盖和善飞梯，为仪鸾司第一手，常经入禁闼供奉，颇知曲折”。 （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40页）蔡條是蔡京季子，最受钟爱，蔡京时为宰相，是处理该事件的当事人，所言当不谬，只是语多隐晦，但特意点出“崇恩太后宫”，言外之意，自不待言。联系下文蔡京与徽宗的对话，可谓确凿，和崇恩太后有染的，或许便是“仪鸾司第一手”单和，仪鸾司负责为宫殿供设幕帘幄帐，得以出入宫禁，冠以“偷儿”，显然出于讳饰之故。
崇恩太后与单和“不谨”事败露于崇宁年间（1102-1106），崇恩太后却死于政和三年（1113），正如蔡京所说，“宫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护，宜有此等（即指“不谨”事），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烦圣心忧闷”。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以下简称《备要》，卷二十八，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一版，第707-708页；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三十二，第1051页）可见，崇恩太后秽乱后宫，并不足以构成徽宗痛下杀手的主因。事实上，崇恩太后之死另有缘故，而“不谨”只是幌子，实质是崇恩太后的政治野心已经危及徽宗。
“上尝谓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个便有垂帘意。’那个者，谓后也。又曰：‘朕不得不关防，使人当殿门，与之剑。若非宣召，勿问何人，入门者便斩之。’至是，后以不谨，无疾而崩。” （《备要》，第707-708页）崇恩太后“有垂帘意”，危及徽宗皇权，才是导致她自缢的根本原因，从徽宗当时处置可以想见形势之紧张，及其对崇恩太后防禁之严。
一般认为，赵宋皇室有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遗传基因，徽宗祖父英宗和父亲神宗都死于脑血管疾病，虚岁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八岁，哥哥哲宗死于肺结核，虚岁二十四岁，徽宗晚年也有糖尿病及并发症。 （史泠歌：《帝王的健康与政治：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因此，“大病”对于徽宗的触动想必极大，关键是“大病”发生在何时？
有关徽宗大病，《宋大诏令集》保留了一则《康复德音》，即徽宗病愈发布的诏书，日期署为“政和元年（1111）□月十一日”， （《宋大诏令集》：卷七，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一版，第28页）但月份脱漏，《全宋文》编校者考定为七月， （《全宋文》，卷三五七八，2006年8月第1版，第164册，第310页）应属实。
《宋史·徽宗本纪》，“（政和元年）七月壬申（十一日），以疾愈赦天下”。 （卷二十，第386页）可见赦书与德音同一天发布，但赦书不存。据《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日，商英初见，圣躬微兴，遂留为中太一宫使”。 （《备要》，第699页）《拾补》将“是日”系为“大观四年(1110)二月辛未”，即二月二日。 （《拾补》，第968页）另据《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引蔡條《国史补·道家者流》：“政和初，上有疾，逾百日稍康复。” （《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第2129页）可见徽宗发病更早，历时更长，只是政和元年六、七月份病重而已，这一时期，应该是崇恩太后筹谋“垂帘”的关键时期。
政和元年，徽宗二十九岁，考虑到祖父、父亲及哥哥平均寿命仅有32岁，或有命不久矣的忧虑，此时崇恩太后“有垂帘意”，堪称继哲宗同母弟“蔡王府狱”之后， （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一期）徽宗遭遇的第二次皇权危机，防患于未然，彻底解除崇恩太后威胁，势在必行，“始事觉，上……重曰：‘不幸！’……何执中忽搀（笔者注：或为“谗”，形近而讹）进曰：‘太后左右，愿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妇人女子，加之愧惧，万一不虞，则陛下不可负杀嫂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决之，晚当召卿来议。’晚，果促召辅臣，既入殿，议将废之，而太后已崩。盖为左右所逼，自即帘钩而缢焉。……会其已崩，故掩其事云”。 （《备要》，第707-708页）
将“不可负杀嫂名也”与“不欲即此决之”并置，足见徽宗已露杀机，宰臣何执中所言，看似阻止崇恩太后另寻短见，反而可能加速崇恩太后之死，毕竟，“多置人侍奉”，几同逼其自缢。所以，崇恩太后虽非徽宗所杀，确因徽宗而死，问题是崇恩太后仅“有垂帘意”，还是已经付诸行动，若有所行动，她在内朝和外廷的政治同盟又有何人？
崇恩太后
二
有宋一代，后妃或曰女主垂帘者多达九人，实属罕见，始作俑者便是崇恩太后口中的“章献明肃”，即真宗刘皇后，天禧四年，真宗久疾，“事多决于后”；真宗崩，仁宗冲龄即位，尊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即垂帘；治平年间，英宗感疾，“请（慈圣光献曹皇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元丰八年，神宗不豫，宣仁圣烈高皇后“权同听政”；元符三年，徽宗请钦圣宪肃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崇恩太后的政治野心更大，史称，“后负其才，每曰：‘章献明肃大误矣，何不裹起幞头，出临百官！’” （《备要》，第707-708页）一言以蔽之，她渴望像武则天一样君临天下，不过，章献明肃于真宗为夫妻，慈圣光献于英宗，宣仁圣烈于神宗，钦圣宪肃于徽宗均为母子，崇恩太后却是徽宗嫂子，宋朝崇尚“祖宗之法”，改由嫂子垂帘，并不符合蔡京口中的“故事”，必不为士大夫集团接受。所以，崇恩太后“有垂帘意”，势必假借他人之手，这位他人很可能是徽宗宠妃明达刘皇后（以下称明达皇后）。
明达皇后与崇恩太后之间因为第三人而联系在一起——徽宗另一宠妃明节刘皇后（以下称明节皇后）。“（明节皇后）初事崇恩宫，宫罢，出居宦者何䜣家。内侍杨戬誉其美，复召入。妃（即明达皇后）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 （《宋史》，《后妃下》，卷二百四十三，第8466页）崇恩宫罢之后，明节皇后去向存疑，她之所以能再入宫中，并获宠，有赖于明达皇后“以同姓养为女”，将其“复召入”的，极有可能是明达皇后而非徽宗。否则，若徽宗因“内侍杨戬誉其美”，“复召入”，明节皇后不必待明达皇后“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因此，真相或是明达皇后先将明节皇后“养为女”，再进献徽宗，而北宋后宫“养女”就是后妃用以进献皇帝，为自己固宠的。 （彭康：《编外的后宫：北宋后宫养女》，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明达皇后与明节皇后关系还可以从下列事实一窥究竟。政和三年二月辛卯（初九），崇恩太后“暴崩”，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第391页）明节皇后出宫当在其后，但“闰四月，（明节皇后）自宫人为才人”。 （徐松：《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第1版，第六册，第223页）表明此时已有宠，可见明节皇后再入宫，在闰四月前，考虑到崇恩宫罢事涉宫闱禁密，崇恩宫旧人身份敏感，但明达皇后却不顾猜嫌，迫不及待将明节皇后召入，并收为养女，似乎另有隐情，或许在崇恩宫时，明达皇后就已和明节皇后及其背后的崇恩太后往来，因此，崇恩宫罢，便“复召入”。
崇恩太后死于政和三年二月九日，仅半年后，七月庚子（二十二日），明达皇后薨。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6月第1版，第392页）《宋史》明达皇后传颇简略，含标点在内，仅157字，但涉及其死亡的细节，却很详尽，“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长，吾不及见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经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恻”。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下》，第8644页）此细节多达59字，全文1/3多，足见史官的重视程度，其中暗示明达皇后临终前，徽宗似乎避而不见，二人必有嫌隙，而“初以其微疾，不经意”，像在刻意掩饰，真相可能和崇恩太后的图谋有关。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引蔡條《宣和殿记》：
“商英……遂拜左丞，迁中书侍郎。及争进，颇攻鲁公（即蔡京）。一日，上在禁中，偶视贵人之冠钗间垂一小卷文书，戏取开视之，乃细字曰：‘张商英乞除右仆射。’上语贵人：‘汝勿预外廷事。’因密降出示鲁公，上大怒，而贵人方不安位，鲁公亦甚惧，曰：‘此独商英无状耳，恐事干宫禁，不可治。’於是掩之。”（《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第2212-2213页）
考《宋史·宰辅表》及《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大观四年二月己丑，张商英加中书侍郎，六月乙亥，自守中书侍郎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终于拜相。大观三年四月明达皇后进贵妃，“宋朝承袭唐朝旧制，设置一名皇后和四名妃子。四名妃子的名称从上而下为贵妃和淑妃、德妃、贤妃”。 （朱瑞熙：《宋朝的宫廷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四期）贵妃为诸妃之冠，地位仅次于皇后，前一年，即元符二年九月癸酉，显恭王皇后崩，皇后之位悬置，贵妃仅有三人，另外两位分别是郑氏和王氏，由此，张商英升任中书侍郎之时，正是明达皇后有宠之际，史称“（明达皇后）入宫，即大幸，由才人七迁至贵妃”。 （《宋史·后妃下》）此时，明达皇后是角逐皇后宝座的有力人选，或许也是被张商英引为奥援，谋求相位的“贵人”。不过，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已第二次罢相，与引文稍不符，当然，也有另外可能，蔡條所记为事后追述，时间错漏。
假如张商英与明达皇后交通属实，那么，这一时期正是徽宗内朝和外廷权力之争相互交织，争斗正酣之际。大观二年至政和二年，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相继任御史中丞一职，三人和侍御史毛注先后弹劾蔡京，将蔡京逐出朝廷，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毛注无一不与张商英暗通款曲。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卷三百五十五）于是，大观三年四月，明达皇后进贵妃，六月，蔡京罢相，出居钱塘，七月，谪居峡州的张商英复通议大夫，向接下来的还朝拜相迈出关键一步。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传，被蔡京打入“元祐党籍”，长期废黜，但和崇恩太后渊源颇深。元符二年，崇恩太后被立为皇后，宰相章惇功不可没，为此，章惇不惜伪造向太后手诏， （曾布：《曾公遗录》，卷九，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1版，第247页）而“张商英亦章惇门下士”， （《拾补》，第685页）“实惇死党”。 （《纪事本末》，第2211页）崇宁元年，徽宗欲废元符皇后，幸赖时任尚书右丞张商英等反对，刘氏才保住皇后之位，进而被册为崇恩太后。 （《拾补》，中华书局，第714页）对此，张商英都是有贡献的。
另外，“徐知常供元符皇后（即崇恩太后）符水，有验，被宠遇，遂荐范致虚”。 （《拾补》，卷二十七，第908页）而“范致虚等八人并坐商英党，落职宫观”。 （《拾补》，卷三十，第1017页）由此，范致虚与崇恩太后、张商英均有交集，或许是沟通二者的中间人。
有宋一代，由于“祖宗之法”制约，即便章献明肃刘皇后，为取得垂帘正当性，也只能选择和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宰辅集团合作。 （田志光、梁嘉玲：《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原本作为局外人的崇恩太后更不例外，而崛起中的张商英一党无疑是其谋求“垂帘”的最佳合作对象。
三
“帝因人望而相之”。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475页）而张商英的所谓“人望”，除了石公弼等代表“公议”的台谏官为其积极延誉之外，想必不乏明达皇后的推波助澜，崇恩太后欲假借明达皇后之手垂帘，而明达皇后也想借重崇恩太后与张商英的关系谋求皇后之位。
总之，大观四年六月，张商英为右相；八月，引邓洵仁为尚书右丞，侯蒙同知枢密院事；第二年三月，再引王襄同知枢密院事，只是当他准备引石公弼为宰执时，遭左相何执中反对而未果。 （《拾补》，第988）另一方面，蔡京党羽余深、林摅、薛昂相继被逐，一时间，张商英及其党羽俨然占据宰辅集团半壁江山。
邓洵仁，邓绾长子，四川成都人，其父和张商英是乡党，且同属新党集团，熙宁五年十一月，张商英遭旧党反击，只有邓绾为张商英辩护，以致于“上（指神宗）谓王安石曰：‘商英被劾，绾乃至出涕，言前此未有此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零，中华书局，1992年3月第1版，第2245页）邓绾有恩于张商英，张商英提携其子邓洵仁，将其纳入自己阵营，也在情理之中。
王襄，字幼安，初名宁，徽宗赐名襄，《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有传，王襄和苏轼及幼子苏过都有诗文唱和，过从甚密，张商英和苏轼是乡党，也有诗文唱和，苏洵去世，张商英有《挽老苏先生》，《苏轼诗集》保留了苏轼写给张商英赠诗多达六首，苏轼门人黄庭坚、张耒也和张商英诗文往来，同属张商英党的侍御史毛注族兄毛滂和二苏也颇多诗文唱和， （锐声：《毛滂家世叙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毛滂也曾在张商英网络之列，张商英心腹幕僚唐庚素有“小东坡”之称，和“苏门”的共同关系或许也是张商英和王襄等人结党的纽带，因此，邓洵仁、王襄、唐庚以及与张商英同属章惇党的范镗均被明确定为张商英党羽。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八罢免上》，《拾补》，第1017页）
侯蒙，字元功，山东高密人，虽无直接史料证明与张商英结党，但侯蒙在政治上倾向于张商英，却有目共睹，“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诋张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虽有罪，宰相也；蔡薿虽言官，从臣也。使之廷辨，岂不伤国体乎？’帝以为然”。 （《宋史》，《侯蒙传》，卷三百五十一）
当然，徽宗朝后期党争严酷，政治人物往往出入不同阵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大观、政和之际张商英复出、拜相期间，这些人共同结党，而张商英一党崛起，或受益于明达皇后及其背后的崇恩太后，张商英自然要对明达皇后投桃报李，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徽宗第二次立后之争中。
在外廷，崇恩太后有张商英一党支持，离垂帘之路近在咫尺，而最后一步，便是在内朝将刘贵妃扶上皇后宝座，以便假刘皇后之名，擅行垂帘之实，殊不知同为贵妃的郑氏却捷足先登。
政和元年二月，贵妃郑氏被册为皇后。“后本钦圣殿押班，徽宗为端王，每日朝慈德宫，钦圣命郑、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赐之”。后来，郑氏、王氏俱有宠，明达皇后继之，三人相继获封贵妃，距皇后宝座皆一步之遥，考虑到刘氏为徽宗生下三位皇子，而郑氏仅育有一子，且早已夭折，刘氏似乎更胜一筹。
显恭王皇后，即钦宗生母，是徽宗第一位皇后，“后性恭俭，郑、王二妃方亢宠，后待之均平。巨阉妄意迎合，诬以闇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狱止。……大观二年崩，年二十五”。王皇后因郑、王二妃倾轧而早逝，但郑氏想上位，也需外廷大臣襄助，对此，宰相何执中与郑氏族侄、时知枢密院事郑居中不遗余力。
何执中，字伯通，浙江龙泉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传。徽宗为端王时，何执中侍讲，遂有“帝师”之名，大观三年六月，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何执中拜相之后，便积极拥立郑氏。“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何执中言：‘长秋虚位，宜登崇贤淑，以慰安四海。’”“四年九月十五日，何执中等又以为言”。“十月二日，诏曰：‘贵妃郑氏……可立为皇后”。 （《宋会要辑稿》，第六册，第231页）
郑氏联手王氏，除去王皇后，郑氏随即又在宰相何执中及族侄郑居中强力奥援下，乘蔡京党集体出局，张商英羽翼未丰之际，抢先一步，册为皇后，而张商英羽翼丰满之后，恰值徽宗“大病”之期，便转而对立郑皇后一事提出异议，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必欲废郑氏而改立刘氏。
张商英一党咄咄逼人，势必激起何执中和郑居中的警惕，“张商英为相，（何执中）恶其出己上，与郑居中合挤之”。 （《拾补》，卷二十八，第958页）“何执中……至是恶商英出己上，与郑居中日夜酝织其短，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宾客唐庚，窜之惠州。” （《拾补》，卷三十，第1009-1010页）
张商英与何执中两党交争，却为蔡京坐收渔利，乘势东山再起，并第三次拜相创造契机，与此同时，徽宗康复，不满于病重期间，张商英大肆更张，也有易置张商英之念，于是，“时中丞张克公等阿附蔡京，亦揣上（指徽宗）旨向京，数条奏京政事，且劾商英”。
“中宫（指皇后）选立，（张商英）初无建明，阴怀异意”，张克公弹劾张商英奏议中，也有“比中宫建立，阴怀异志”， （《拾补》，卷三十，第1012页）“中宫选立”，“阴怀异意”或指何执中拥立郑氏时，张商英立足未闻，暂时未置可否，内心却另有他图，而“比中宫建立，阴怀异志”，则是郑后既立之后，张商英却图谋废郑氏，立刘氏。
宋徽宗
四
一时间，张商英几成众矢之的，原属蔡京一党的“给事中蔡薿亦助克公排之”。 （《拾补》，卷三十，第1012页）政和元年六月甲寅，复蔡京为太子少师，八月乙未，蔡京为太子太师，隔一天，丁巳（二十七日），徽宗果断罢免了张商英，距徽宗发布《康复德音》仅一个半月。
九月戊寅，张商英同党王襄罢，再被重用要等到靖康间苏轼拥趸何㮚当政之后，不久，邓洵仁落职，张商英一党彻底瓦解，其本人也被逐出京师，从此，废弃终生，崇恩太后垂帘梦随之灰飞烟灭，徽宗则幸免于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虽无刀光剑影，但凶险不容小觑。
一旦和张商英交通的事情败露，明达皇后自然“不安于位”，这或许便是遭徽宗冷遇的原因，但大臣交通“中贵”，干谒仕进，可谓无朝无之，本不足深罪，但和崇恩太后联手，图谋“垂帘”的事情败露之后，性质已然不同，事实上已经触及徽宗底线，并由此对崇恩太后动了杀机，而崇恩太后自缢，对明达皇后无疑是雪上加霜，终至于积郁成疾。
政和八年七月庚子，距崇恩太后自缢仅半年，明达皇后薨，之后，徽宗对她大肆追崇反而有欲盖弥彰的嫌疑。宠妃病故，徽宗或有愧悔，于是，“欲踵温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请，因册赠为后，而以明达谥焉”。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第8644页）温成皇后张氏，仁宗宠妃，死后追册为皇后，谥温成。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第8622页）
既有“温成故事”在先，徽宗追崇刘氏无可非议，原本不必再使郑皇后出面，假托为养女，徽宗之所以多此一举，或许另有隐情，很可能借以掩饰明达皇后与崇恩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和三年八月十九日，皇后上表言：‘妾有养女故贵妃刘氏，襁褓而入禁庭，总角而亲宸扆，方幸荣昌之渐，遽为冥漠之游。愿赐讨论，别议追崇之礼。’手诏追册刘氏为皇后”。 （《宋会要辑稿》，后妃一，第六册，第232页）“（九月）戊戌，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达”。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第479页）
事实上，明达皇后仅比郑皇后小八岁， （《宋会要辑稿》，后妃一，第223页）果如郑皇后上表中所言“襁褓而入禁庭”，则明达皇后入宫当在哲宗元祐初年，崇恩太后即将成为后宫主人，因此，可以断言明达皇后必然出自崇恩太后门下，甚至崇恩太后极有可能“以同姓养为女”，北宋士大夫之间同姓联宗颇为盛行，想必后宫更甚。
崇恩太后“有垂帘意”，且内朝联手明达皇后，外廷和张商英交通，图谋借徽宗“大病”之际，染指皇权，引发徽宗警觉，一旦康复，便果断出手，迅速罢免张商英及其党羽，但考虑到赵宋皇族的“恐惧症”遗传病史，尤其是徽宗祖父英宗因心理抗压性不足而神经异常，哥哥哲宗也有心理压力过重问题，因此，崇恩太后事件变故对于徽宗心理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杨宇勋：《从政治、异能与世人态度谈宋代精神异常者》，《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6年第7期；另见史泠歌：《帝王的健康与政治-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垂帘”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徽宗对于他人可能染指皇权的警惕性却日甚一日，转而进一步独断和集权，“惟欲权出于己”，“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 （《铁围山丛谈》，卷五，第97页）徽宗用以集权的途径和方式，便是臭名昭著的“御笔手诏”。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政和三年，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旧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诏而后命学士为之。……事无巨细，皆讬而行焉。有不类上札者，而群下皆不敢言也”。 （《备要》，卷二十七，第696-697）徽宗“自揽权纲”及“御笔手诏”，都紧跟事件之后涌现，恐非偶然，或受“垂帘”事件影响。
崇宁年间，蔡京初相，“锐意更张，以为天下后世无以复加”。 （《拾补》，卷二十八，第956页）今人津津乐道的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社会福利设施、制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分科教育及学校制度等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都出自蔡京第一次执政时期，但政和二年五月，蔡京第三次拜相之后，“宠任既不及旧，御笔一从中出，京亦不知所为”。 （楼钥：《楼钥集》，卷二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419页）权臣如蔡京，不过充位而已，而再无作为，继任宰相王黼更被徽宗以“俳优”蓄之，所谓“佞幸”而已。 （《宋史》，卷四百七十，《佞幸·王黼传》第13683页）王黼之后，“余深、白时中、李邦彦辈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备要》，第717页）其中，李邦彦“善讴谑，能蹴鞠”，人称“李浪子”，不过以此取悦徽宗罢了。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第11120页）
徽宗独断和集权一发而不可收，“海上之盟”、联金灭辽之际，更以“御笔手诏”亲自指挥前线将士，宰执们对前线战况懵然无知，也将北宋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国破家亡，身死异域。